这也许并非什么存心的恶，更不会上升到法律管辖的范畴，这些道德的瑕疵像是日光下的阴影，存在于日常的角角落落之中——人人都会遇见，人人都或多或少做过。

  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法学教授本雅明·范·罗伊和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及刑事学教授亚当·费恩合著的《规则为何会失败：法律管不住的人类行为暗码》介绍了人们在生活中有可能会出现的道德错误。两位学者一同探讨了平日里我们的外显行为，如何反映出经常被忽视的道德偏见，并而试图帮我们做出更审慎的道德决策。

  瑞典的经理们收到了他们发布的职位招聘的申请——他们不知道，这是一项精心设计的研究的一部分。对于每个空缺职位，经理们都会收到4个虚构申请者（两男两女）的文件，每人都有一张照片和几乎完全相同的简历及求职信。唯一不同的是，这些经过数字处理的照片使其中两位申请人看起来体重正常，另两位看起来像体重大很多。接下来，研究人员就拭目以待这些申请人中哪几位会被邀请参加工作面试。结果发现，“肥胖”申请者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明显降低：男性的可能性降低6%，女性的可能性降低8%。

  几个月后，研究人员联系了做出面试决定的经理，让他们做一个在线测试，在测试中，研究人员要求经理们将体重正常人士和“大码”人士的图片与“有效”“能产”“勤奋”“目标明确”“无效”“无能”“缓慢”“懒惰”等词语配对，并记录经理们在选择这些词语与图片是否匹配时的反应时间。

  研究人员使用的测试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验”，目的是测量人们可能怀有的内隐偏见，比如对种族或性别的偏见。内隐偏见可能使某人在无意识中就歧视了他人。即使有些法律广获道德支持，比如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或长相进行歧视的法律，依然没办法避免被结构性、系统性地违反。

  上述实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经理们在将大码人士与表示生产力的词语配对时，速度（在毫秒级上）较慢，从而暴露了其内隐偏见。不仅如此，经理们也更可能已用不邀请大码申请者参加面试的实际行动歧视了他们。

  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经理们并没意识到自己对大码身材怀有偏见。后续研究中有一项是填写问卷，经理们要回答在做招聘决定时是否偏好比较苗条的人。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经理们如何回答他们在招聘中对体型的外显偏好，与其不邀请大码申请者参加面试的实际决定之间没有相关性。可能他们在心中觉得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没有任何明显的歧视，但事实上，他们显然已经进行了体重歧视。因此，好人，或至少自认为德行无亏的人，也可能无意间做出坏事。

  人在做出不当行为时，也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人的道德自我意识有限，很容易做出不当行为。

  哈佛商学院的马克斯·巴泽曼和圣母大学的安·腾布伦塞尔用“有限道德性”（bounded ethicality）一词来解释这样的心理过程，它们导致连好人也会做出与自己的伦理观相悖的道德可疑行为。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不道德。我们的潜意识认知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人的基本道德观是通过直觉运作的，因此直觉可以指引我们如何看待是非，进而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潜意识认知又可以使行为与人对正确和公正的通常看法相悖。人脑的双系统认知不仅削弱了对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还能影响人的道德思考及行为。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遇到可乘之机时能抵挡住诱惑。但实际上，人并不擅长预测自己的道德。一个因素是，人在预测自己未来的行为时，会有意识地权衡道德上的利弊，但到了需要行动的时候，又常常只依靠本能反应。

  人们也会受“道德褪色”（ethicalfading）的影响。在面临道德困境或有机会做坏事时，人的道德观会退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和享乐主义的考虑（“什么对我/对企业最好”）。同样的，在回首过去时，我们心目中的自己要比实际中道德得多。一项研究很好地解释了道德褪色，该研究发现，与没有作弊的参与者相比，为得到更多钱而作弊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忘记自己签过字的荣誉守则，即使额外付钱让他们准确回忆那些道德规则也无济于事。

  当人用语言隐喻来淡化自身所做决定的道德影响时，“委婉标签”（languageeuphemism）就有了用武之地。心理学家安·腾布伦塞尔和大卫·梅西克对此的解释：“我们从事的是‘进取的’会计实务，不是非法的。某个策略可能会有相关的‘外部性’，但不是伤害他人或环境。我们的军事行动是有‘附带损害’，但不是平民死亡。”

  渐进的过程也很有影响。人就像放在一锅冷水中的活青蛙；水会被火慢慢地烧热，慢到等水沸腾时青蛙还没注意到。不道德的行为往往也是如此；一个突发的严重不道德行为会很显眼，但向着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渐进转变，却往往为人忽视。这样一来，人就可能“滑坡”，到后面不仅对不道德的行为安之若素，甚至自己都开始做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事。

  犯罪学家发现，人会使用“中和”（neutralization）技巧帮自己克服心中的道德感，以便从事犯罪活动。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也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他称之为“道德推脱”（moraldisengagement）。借着道德推脱，人在做坏事时可以压抑自己的羞愧和内疚。

  最基本的一种是犯罪者会干脆推卸责任：“这只是个意外”或“人人都会如此，不只是我”。可以将自己的错误行为与他人更恶劣的行为进行比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的人可能认为肇事逃逸者才是真正不道德的司机。人还会将责任归咎于法律制度或指责自己的人，以此来将羞耻和内疚中和：“这是套种族主义制度，从没给过我机会。”

  犯罪者还会使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伤害，以此将非法行为中和：破坏公物只是“恶作剧”，偷汽车只是“借”。非法传播电视剧并没有真的伤害谁，反正那些公司和演员都赚得盆满钵满。

  犯罪者还会重新界定“受害者”：只要把自己所伤害的人想成是罪有应得，犯罪本身就从劣迹变成了义举，从罪行变成了“正当报复”。人人都知道便利店主标价过高，占我们便宜，所以我在店铺窗户上喷“小偷”字样是正义的。这可以被看作一种罗宾汉式的中和技巧，它调换了受害者和犯罪者的身份。人也会将受害者“非人化”：如果认为瘾君子已经不能算人了，那卖毒品给他们就没有道德问题。

  犯罪者还可能说，忠诚比遵守法律规范或更宽泛的社会规范更重要。例如，帮派成员会告诉自己，放弃忠诚、背叛帮派，比犯罪更可耻。违反公司法的人也可能给自己找理由说，利润高于一切。

  还有所谓的账本隐喻：“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资格做这一件坏事。”这也被称为“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即人许可自己做坏事，是因为自己做过的好事足以抵偿。

  班杜拉认为，与其关注基于价值的判断（某些行为在道德上是错的），不如关注使这些判断得以形成的认知过程。

  一个人运用这些机制越多，就越会推脱与自我认可相关的威胁（如羞愧、内疚、压力等），从而使自己能够无所顾忌地实施犯罪。对罪犯的访谈显示，中和技巧广泛应用于各种犯罪之中，既包括偷窃办公用品这样的轻罪，也包括更严重的犯罪，甚至是种族灭绝。最近一份综述在比较了53项研究的结果后发现，人越是使用中和技巧及道德推脱技巧，就越有可能行为不端、攻击性强甚至犯罪。

  我们可以尝试“中和中和”。通过这种方法，人就必须直面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直面有真实的受害者存在、自己必须为此负责的事实。

  美国电信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制作了两段关于开车时发短信的视频。见识了受害者的遭遇后，人们就能想到自己可能造成怎样的伤害，于是必须直面开车时使用手机的道德问题。

  在第一段视频中，我们见到了威尔·克雷格，他说他以120英里的时速撞上了一棵树。他所乘汽车的司机一直在发短信，结果错把油门当了刹车踩。威尔说，司机刚开始输入“Wherer六个字母”。“每次说起这个我都伤痛不已。”他确实很伤痛：大脑皮层受伤，肺萎陷，四根肋骨骨折。“我现在还能走路说话，真是要谢天谢地。”

  在AT&T的另一段视频中，我们见到了看起来二十出头的钱德勒坐在幽暗的背景下，讲述他的故事：“就是，前挡风玻璃碎了，声音刺耳。”镜头拉远，我们正真看到他的客厅。“我看见，嗯，一个身体从面包车上滚了下来。”钱德勒稍稍抬了下头，好像又看到了那一幕。“我就想，哦，天哪，我做了什么？我……我做了什么？”他摇了摇头。镜头切到一幅黑色画面，上面写着灰色的字：“钱德勒在输入短信‘我爱你’的时候，杀死了三个孩子。”钱德勒深深地叹息着。“我从来从来就没一天醒来的时候不去想它。”第二则广告通过采访一名因分心驾驶造成死亡事故的司机，直接展示了在愧疚和羞耻中度过余生是一种什么感觉。

  另一个重要方法是让罪犯直面受害者，这就是“恢复性司法”。刑法历来试图惩罚犯罪者，或监禁或制裁。恢复性司法则是对司法和犯罪的一种全新思路，它要求罪犯为自己的行为和所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方式异常困难，因为它逼迫犯罪者深挖自己行为的原因和后果，并去践行一套行动计划来修复自己造成的伤害。

  恢复性司法鼓励受害者和社区成为伸张正义、修复伤害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有意让犯罪者看到自己的行为是如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的，并要求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两者都是抵消中和技巧及道德推脱的主要的因素。事实上，对多种恢复性司法项目的研究——哪怕针对的是青少年罪犯——都显示，这些项目对于修复伤害、减少再犯效果显著。

  所有这些都表明，道德性对于犯罪参与，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犯罪，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只要能利用一些人的道德，特别是他们与社区共享的道德，我们或许就能够减少犯罪和累犯。但并非所有行为不端和违反规则的人都有相同的道德准则。